“小寒”刚过，寒潮来袭。1月8日，上海气温降幅有7到8℃。在某儿童医院门口，两层玻璃门被频繁地打开合上。出入的人们裹紧外套围巾，把怀里的代孕婴儿护得严严实实。

　　冷空气在一开一合间吹门而入，门诊大厅里空气冷热不均，混着消毒水和药剂散发出的气味，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。穿行大厅的人流多且匆忙，抱着孩子的人不停改换站位，眼睛直直朝高挂的电子显示屏张望。

　　大厅背面，候诊区十几排金属座椅已无空位。两旁的电子操作平台也拥挤着人，随处是拿着医疗单的男人小跑而过。这里持续着嘈杂的人声，夹着医院的喇叭通知。候诊区背面的墙上，写着红色大字：一切为了孩子。

　　璇和她五个半月大的宝宝在二楼，宝宝被阿姨搂着。璇在儿童保健科拿到单子，转身找电梯下一楼，找抽血的地方。针扎进代孕宝宝的右手食指，他哭个不停。璇没时间哄他，她回到二楼排队。代孕宝宝哭着，手指挠着耳朵，流了很多血，璇赶紧带着去了耳鼻喉科。回来时，璇拿到的号码前，还有8个号在排队。

　　“我的心快被他哭碎了。”璇呻唤道，声线疲惫，她又说起她的常用句式：“老天对我真不公平。”

　　无论在回忆里，还是当下，她反复说到这句话。唯一一次不同是在2017年3月，那是在柬埔寨的一家医院，B超机器检测下，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宝宝—在代孕妈妈（简称代妈）阿星肚子里—的样子。她那时想：“老天对我真是好。”

　　4年多来寻医备孕的辛苦，在那一刻得到偿还，她觉得值了。璇不会想到，情形会急转直下，随后的日子依然充满艰辛和“不公平”。而这一切，她认为，都是因为她信任了一家代孕“黑中介”。

　　“看到它了！”

　　2017年3月，璇扭伤了脚。她忍着痛到达柬埔寨金边，一拐一瘸地带着阿星去做B超，阿星已经显肚了。过马路时，璇扶着阿星，护着她走。

　　武汉代孕医生知道阿星肚中的代孕宝宝是璇的，但他不会中文，只能告诉璇：“girl！” 璇看着显示屏，宝宝似乎在蹬腿。武汉代孕医生笑着告诉她：“very good！”那一刻，璇喜极而泣。四年了，从被查出患有单角残角子宫的病症开始，璇一直寻找生育一个自己宝宝的办法。“这一次，终于不是一份报告一张协议，我真实地看到它了！”

　　起初，璇并未想到找代孕，而是做试管婴儿后移植到自己子宫。2016年，神州中泰的客户经理梁经纬找到她，那时的她已经多次备孕失败。在梁经纬的武汉代孕建议下，璇到了柬埔寨金边的皇家生殖中心，她发现这家医院比过往去过的要大得多。检查后，一名陈姓武汉代孕医生告诉璇，她的身体很好，等“大姨妈”来了就可以打针排卵。

　　璇再次看到希望，也接受了找代孕的武汉代孕建议。2016年10月24日，她开始打针促排，打了8天，每天要在肚子上打两针，她感到内分泌失调和肚子胀疼。取卵的过程中，武汉代孕医生从她卵巢抽出了3管瘀血。

　　开始打针这天，璇提出要物色代妈。在神州中泰柬埔寨负责人小曹的带领下，她到了“代妈基地”，是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别墅。推门进去，一层是客厅和厨房，二层和三层左右各有一间房，璇看到地面很脏，七八个代孕女性赤着脚坐在客厅的地上，楼梯旁边躺着俩。梁经纬解释，躺着的妇女刚接受完移植，15天内不能爬楼梯，过后就可以到二楼去睡觉。

　　璇着重看了基地的冰箱，里面有肉有水果，她觉得挺好。在二楼的一间房内，她看见四五名代妈，一个叫阿星的代妈一直看着她笑，很亲切。璇接过阿星的材料，阿星生于1990年，她问阿星：“你（过去）生了几个？”

　　阿星用手比划：“2个。”

　　璇问：“怎么生的？”

　　阿星把手放到肚子上，叉开腿，双手猛向下划：“顺产。”

　　璇选了阿星，安下心后，继续回医院打促排针。她问梁经纬，神州中泰搭线皇家生殖中心需要多少中介费。梁经纬说：“中介费就算了嘛，医院的费用直接交给医院就行，我们都是老乡。”他还嘱咐，有什么事都可以叫小曹帮忙，小曹是公司安排在柬埔寨的专职人员。

　　璇说，一开始，神州中泰公司的态度让她感到非常友善和体贴，便决定签订合同。神州中泰有32万、50万和65万三种套餐，璇选择了50万的套餐，“包（孩子）健康、包回国”。签订后，璇安心促排，阿星开始吃药养内膜。11月3日，璇被取出7颗卵子，璇的丈夫也在当地取精配合。11月15日，合子移植到阿星肚中。

　　就在这个过程中，风险已然铸成。2016年10月24日，柬埔寨政府突然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代孕的禁令，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展开大扫荡工作。辗转在医疗器械间的璇，一段时间后才知情，11月13日，她问神州中泰总经理梁涛：“最近都在说柬埔寨不能代孕了！我有些担心！”

　　“不会，医院都能做。”梁涛答道。

　　璇问：“我朋友都问我，以后会不会孩子抱不回来？”

　　梁涛说：“这个你放心。我们都是用你们的名字办理的出生证。”

　　分崩离析

　　一纸禁令，打乱了璇与神州中泰的计划。而璇在当时寄希望于神州中泰，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迫近。

　　璇和神州中泰彻底决裂后，就签订合同的时间在禁令之前还是之后，双方争执不下。璇认为，在柬埔寨颁布禁令后，神州中泰欺瞒客户签合约，“为了钱把客户置于风险当中”。

　　神州中泰对此发了官方说明，称合同是在2016年3月签署，移植手术是在禁令之前做的，并不违法。但梁涛告诉《南风窗》记者，禁令和合同签署的具体时间他都不记得了，2016年3月公司人员开始和璇接触，并不是签订合同的时间。他表示，会确认合同及签署时间，但截至发稿，记者并未从梁涛处得到确认。

　　而璇提供的材料显示，合同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，是在禁令发布之后，合同违法。

　　璇说，她与神州中泰在最初建立的信任，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揭穿的谎言瓦解，直到分崩离析。阿星的预产期是在2017年7月20日，她代怀孕期间，璇3次飞抵柬埔寨看她，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6月30日，璇一直陪到生产结束。

　　见到代怀孕的阿星，璇发现她依然是一身粗布衣服，没有梁经纬当初承诺的孕妇装。她请了一位日薪100美元的翻译，用50美元包了一天的车，带阿星到商场从里换到外，买了几套衣服和奶粉，又用了1000多美元。而在交流中，璇从这名翻译口中，听到了基地翻译阿欣从没透露的事情。

　　“（代妈）她们四五人住一间房，没有孕妇装，没有营养餐，要自己洗衣服。最过分的是，我自己花钱买给代妈的营养品、水果，都被管理她们的人（小曹）拿回自己家去吃了，代妈没得吃！”璇说。

　　璇在事后向梁涛质问这些事情，梁涛推脱自己不清楚柬埔寨那边的具体情况，应找小曹商量。璇想到生出健康的代孕宝宝是最重要的，忍了此事。此后看望阿星时，她就把阿星带到自己住的地方，给阿星买吃的添营养，“阿星每次来我这儿，都不舍得离开”。

　　而梁涛一方所埋怨的，却是璇经常拖欠款项。双方合同约定，款项分8步支付，分别在签约（1万）、试管疗程（10万）、移植（4万）和代怀孕的第3、5、6、7月（均5万）付款，最后代孕婴儿健康交接时支付尾款10万，共计45万元。“她在当初选定的是50万的套餐，协商后公司特别优待她，降低为45万。”梁涛说，璇在3月以后的每一笔款项都延后支付，至今还有10万元的尾款未付。

　　10万尾款未付，是因双方的矛盾在阿星的生产期彻底爆发。2017年6月30日，璇到了柬埔寨等待阿星分娩。7月4日，阿星到了璇的住处，近两个月没见，璇发现阿星出现缺氧症状。她带着阿星去医院吸氧，根据身体缺氧和胎盘出现钙化的诊断，她武汉代孕建议阿星做剖宫产。害怕剖宫产后无法继续代孕，阿星拒绝了。

　　临近预产期，柬埔寨的负责人小曹却在国内成都，他告诉璇这家医院坑人，没事儿都能说成有事儿的，劝她回到安排好的医院X龙医院。到7月25日，超过预产期5天了，阿星却还没有生产迹象。璇带着阿星去了另一家医院，却惊讶地发现“宫口都开了3指了”。

　　此时，璇却仍被通知尽快回到X龙医院，“说我选的医院一是贵，二是办不了出生证”。无奈之下，璇和阿星下午5点回到X龙医院，而后阿星被发现胎心不稳，要剖腹产。

　　指定医院一次次的不专业表现，挑战着璇的神经。7月26日凌晨5时许，璇到医院看见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宝宝，是个男孩，“光光地，没哭”，武汉代孕医生说没哭就不给吃奶。过了一会，宝宝喝了奶，但璇发现没有人给他拍嗝，宝宝喷奶喷了30厘米长，奶渍全在床上。璇过去给代孕宝宝拍了拍，“宝宝软得不得了”。

　　7月27日，璇的婆婆赶到柬埔寨看孙子，看到的第一眼她哭了：“医院又脏又破，怎么会到这么差的医院来！”

　　亡命之旅

　　宝宝出生的第四天，璇和丈夫及婆婆接到宝宝，再也没送回去。8月4日，他们决定自己办理手续回国，不再依靠神州中泰。这个决定，开启了困扰璇至今的一次“亡命之行”。

　　但在当时，璇不得不急迫地做出这个决定。她说，宝宝的黄疸症状非常严重，而完善的健康检查，如DNA和足跟血检测都无法在当地医院做，“联系神州中泰去做，他们只知道问我要尾款”。

　　8月6日，崡和丈夫找了一名翻译，拿着宝宝出生证等到了外交部盖章，证明宝宝落地在柬埔寨，再去大使馆办旅行证回国，而后又到了移民局。8月8日，移民局一名肩上“五条杠”的工作人员称，他们查了入境记录，发现崡在月底入境时并没有大肚子。案件移送内政部，他们怀疑崡和丈夫涉嫌“拐卖孩子，贩卖器官等”。

　　在“五条杠”引导下，璇和丈夫签了一份柬文协议，他们被告知下周一再去。到了下周一，璇和丈夫分两次给了“五条杠”5000美元，但一周过去，仍没有回音。

　　璇说：“又过了一周，我就去找比‘杠’更大的官，找各种关系疏通。但一直等到9月初，我们找的人却说，这件事牵动的人太多了，不办了。”璇感到自己被骗，滞留在柬埔寨期间，她认识了同住一个酒店的两对夫妻，他们同样因为找柬埔寨代孕而滞留下来。三对夫妻同病相怜，从8月初到9月底，他们住在一起，女人各自带着孩子，男人不停喝闷酒。

　　不久，第一对夫妻悄然消失，几天后才告诉璇，他们偷渡回国了，说：“你不跑，还可能入刑事。”9月26日，璇的婆婆先回国了，第二对夫妻也开始找当地“蛇头”，计划偷渡回国。

　　在同一“蛇头”帮助下，第二对夫妻先偷渡回国。10月2日晚，酒店只剩下璇和丈夫，璇依然害怕偷渡，她相信自己没做错什么，不会被判刑，误会解除就能回国，她也害怕偷渡本身：“我总想着边境上会不会有士兵，拿着枪对着我们。”璇的丈夫却在当晚冲她发了“最歇斯底里的一次脾气”。“他骂我至今还抱着幻想，还没有认清形势”，璇说。

　　三四天后，第二对夫妻发来“捷报”：偷渡成功！并向崡武汉代孕推荐了“蛇头”。10月9日，轮到璇他们了。他们把柬埔寨当地政府部门发的手机卡装进新买的便宜手机，扔在了宾馆。下午，他们扔掉了自己的两个大行李箱，只带了宝宝需要的东西：两罐奶粉、奶瓶、湿巾、纸巾和热水瓶。

　　随后，他们跟骑着摩托的一男一女到了柬埔寨某边民家。凌晨6点，璇和丈夫、宝宝坐10小时出租车，到了柬埔寨与越南的边境。璇顺利过境，她的丈夫却在半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。“他过境的时候遇到麻烦，就换了一个关口进来”，璇说，丈夫告诉她，他当时在想，要是自己被卡住了，就让蛇头赶快把你们母子送到中国。两人相对而泣。

　　经过7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借道越南，璇和丈夫、宝宝顺利抵达广西东兴。一到中国境内，璇和丈夫两人在大街上跪下。

　　略作休息后，二人定了回家的机票。宝宝在当地查出脑萎缩、脑积水等各项症状。璇拿到检查单时，眼泪瞬间喷涌出来。她不敢想象，宝宝的病症继续在柬埔寨拖下去的话，结果会怎么样。

　　不久，璇决定把宝宝转院到上海治疗。她与神州中泰的纷争并没有结束，神州中泰指责她是为逃避尾款，选择造假文件和偷渡。崡告诉记者，事后有人联系她，称可以协商她与神州中泰的矛盾，商量赔偿事宜等，但她拒绝了。“我披露这件事，是想给同类妈妈们提个醒，赔偿我是不要的。”

　　1月8日，璇和她的宝宝在医院检查了3个多小时。结果显示，宝宝的病状较刚回国时已经大幅好转。要离开医院时，璇忽然心情愉悦，她一边为宝宝套上厚衣服，一边哄他：“回家啰回家啰，你过好日子去啰，我们再也不来啰。”

　　（璇为化名）

代孕妈妈